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A）是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仅次于肝细胞癌,恶性程度极高,5年总生存率不足10%。手术治疗是其首选的治疗方法,晚期ICCA患者放化疗抵抗,治疗效果不理想,亟需寻找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近年来国内外对于ICCA多种驱动基因改变及信号通路异常的机制研究不断深入,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探索已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本文拟对ICCA驱动基因改变及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研究敲除芳香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基因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代谢途径和物质的影响。
方法: 利用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Cas9技术构建AHR基因敲除的PLC/PRF/5肝癌细胞系,对野生型（AHR-WT）和AHR基因敲除（AHR-KO）肝癌细胞的代谢物质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对其代谢物质差异进行分析,使用Metaboanalyst 4.0进行代谢通路富集分析,并寻找差异代谢物质。
结果: 将AHR-WT肝癌细胞和AHR-KO肝癌细胞分别进行正、负离子模式下的代谢物质检测,其前10位的功能富集结果包括氨基酸代谢（谷氨酸代谢、甘氨酸和丝氨酸代谢、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蛋氨酸代谢、天冬氨酸代谢、尿素循环、氨再循环）、能量代谢[谷胱甘肽代谢、沃伯格（Warburg）效应]及核苷酸代谢（嘌呤代谢）。对差异代谢物质进行通路富集分析得到8条与肿瘤作用机制密切相关的代谢通路,包括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精氨酸生物合成,嘧啶代谢,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谢,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嘌呤代谢,赖氨酸退化,抗坏血酸和醛酸盐代谢。与AHR-WT肝癌细胞相比,AHR-KO肝癌细胞L-精氨酸、L-苯丙氨酸、L-酪氨酸、尿苷和黄嘌呤明显下调,而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H）、氧化型谷胱甘肽和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明显上调。
结论: AHR基因在HCC代谢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以AHR基因为靶点的HCC代谢组学变化可能是新的抗肿瘤治疗方案的研究方向。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究肝切除术中监测的最佳方法。
方法: 从建库至 2022年 12 月 13 日,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NKI以及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通过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出比较每搏量变异度（SVV）导向和低中心静脉压（LCVP）导向的肝切除术中液体管理的随机临床试验,并使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对报道的围手术期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及分析。
结果: 共纳入10篇随机临床试验,总样本量702例,其中SVV组354例（50.4%）,LCVP组348例（49.6%）。Meta分析结果显示,SVV组的动脉末梢乳酸浓度显著低于LCVP组,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加权均数差=-0.84 mmol/L,95%CI为-1.43~-0.25 mmol/L,P=0.005）。两组术中出血、总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之间的手术世界、术后生化指标、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和术后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住院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SVV导向的液体疗法在肝脏手术中的应用是安全的,不会延长手术时间、增加术中出血或手术野质量下降,并且显著降低了接受肝切除术患者的术中乳酸浓度。

目的: 探究基于预后营养指数（PNI）及血清总蛋白（TP）、血红蛋白（Hb）、转铁蛋白（TF）水平建立预后评估模型在肝癌放疗和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依据入组标准选取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8年5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肝癌放疗和化疗患者100例,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将患者分为稳定组（46例）和进展组（54例）。检测所有患者血清TP、白蛋白、Hb、TF水平,并根据其血生化检测结果计算患者PNI。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NI、TP、Hb、TF水平对肝癌放疗和化疗患者预后的影响。建立PNI联合TP、Hb、TF的预后评估模型。观察不同基线资料、临床资料患者预后评估模型最终得分,并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该模型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结果: 稳定组的PNI、TP、Hb水平显著高于进展组,TF水平显著低于进展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NI、TP、TF、Hb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均P<0.05）。预后评估模型结果显示年龄>60岁、肿瘤数量>3个、最大肿瘤直径>5 cm患者的预后较差（均P<0.05）,不同性别、是否手术切除患者的预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合并并发症、生存时间<1年、疾病进展患者预后较差（均P<0.05）,是否复发和转移患者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显示预后评估模型截断值为0.621,此时预测敏感度为87.04%,特异度为86.96%,ROC曲线下面积为0.913。
结论: 肝癌放疗和化疗患者预后与其PNI及TP、Hb、TF水平具有密切联系,且PNI联合TP、Hb、TF水平建立预后评估模型对患者预后评估具有较高敏感度、特异度。

目的: 采用临床队列、网络药理学框架及分子对接技术阐明复方苦参注射液（CKI）协同索拉非尼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的物质基础和分子机制。
方法: 依据入组标准选取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间治疗的134例晚期HCC患者,其中CKI-索拉非尼组和索拉非尼组各67例。分析两组患者应答率和总体生存率。通过网络药理学框架结合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及GeneCards、OMIM,PharmGkb、TTD和 DrugBank数据库鉴定CKI治疗晚期HCC的靶基因。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验证两组患者治疗前后FBJ骨髓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FOS）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表达。
结果: CKI-索拉非尼组患者治疗应答率和生存率均高于索拉非尼组患者（应答率：74.6%∶66.2%,P=0.032;生存率：38.8%∶23.9%,P=0.013）。FOS和EGFR是CKI治疗晚期HCC的核心靶基因。治疗3个月后,CKI-索拉非尼组患者外周血FOS和EGFR浓度较索拉非尼组患者显著降低[FOS浓度：（8.41±2.17）ng/ml∶（9.85±2.47）ng/ml,P<0.001;EGFR浓度：（5.47±2.14）ng/ml∶（6.28±2.04）ng/ml,P=0.027]。分子对接模型证实槲皮素能与FOS和EGFR相互作用,结合能分别为-8.2 kcal/mol和-7.9 kcal/mol。
结论: CKI协同索拉非尼提高晚期HCC患者应答率和生存率,其FOS和EGFR是介导其应答的潜在机制。

目的: 利用肝细胞癌（HCC）患者临床数据构建预测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的Nomogram模型。
方法: 收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2016—2021年收治的328例HCC患者临床数据,将50例淋巴结转移患者纳入转移组,余278例纳入对照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Nomogram模型。
结果: 甲胎蛋白（>243.35 μg/L ）、γ-谷氨酰基转移酶（>181.82 U/L）、肿瘤最大直径（>6.17 mm）、肿瘤个数（>1个 )是HC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均P<0.05）。Nomogram模型被成功构建,内部验证结果显示预测HCC患者淋巴结转移C-index为0.805（95%CI为0.086~1.325）,风险阈值>0.058,且临床净收益均高于甲胎蛋白、γ- 谷氨酰基转移酶、肿瘤直径、肿瘤个数。
结论: 基于HCC临床数据成功构建了预测淋巴结转移的Nomogram模型,该模型对于临床筛查预判HCC患者可能出现淋巴结转移具有实用价值。

目的: 探讨肝癌患者信号转导子和激活子3（STAT3）、微小核糖核苷酸-200（miR-200）表达与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关联性及在PD-L1抑制剂抵抗中的作用。
方法: 根据入组标准选取2019年2月至2022年1月承德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08例晚期肝癌患者,根据治疗反应性分为抵抗组75例、非抵抗组33例。比较两组肝癌组织STAT3 mRNA、miR-200、PD-L1表达情况,并比较不同PD-L1表达水平患者肝癌组织STAT3 mRNA、miR-200表达情况。以Pearson法分析STAT3 mRNA、miR-200的关系及与PD-L1关系。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D-L1抑制剂抵抗的相关影响因素。使用交互作用系数γ分析STAT3 mRNA、miR-200的交互作用是否存在及其作用类型。
结果: 抵抗组肝癌组织STAT3 mRNA、PD-L1表达高于非抵抗组,miR-200表达低于非抵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D-L1强表达患者STAT3 mRNA高于PD-L1低表达患者,而miR-200低于PD-L1低表达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STAT3 mRNA与miR-200呈负相关（P<0.05）,与PD-L1呈正相关（P<0.05）;miR-200与PD-L1呈负相关（P<0.05）。STAT3 mRNA、PD-L1是PD-L1抑制剂抵抗的相关危险因素,miR-200是PD-L1抑制剂抵抗的相关保护因素（均P<0.05）。单独STAT3 mRNA升高所致OR=21.000,单独miR-200降低所致OR=7.875,两者共存时所致OR=468.00;交互作用OR值大于单独STAT3 mRNA升高所致的OR值与单独miR-200降低所致OR值的乘积。STAT3 mRNA和miR-200对PD-L1抑制剂抵抗影响的模型为超相乘模型,γ=2.019>1,说明两者具有正向交互作用。
结论: 肝癌患者中STAT3表达升高,与PD-L1呈正相关;miR-200表达降低,与PD-L1呈负相关。STAT3、miR-200表达水平与PD-L1抑制剂抵抗密切相关,具有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在价值,并能为PD-L1抑制剂的精准化、个性化应用提供参考。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多数患者就诊时处于进展期肝癌,生存预后较差。随着新技术及药物治疗的发展,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靶向和免疫药物在HCC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得到重视,尤其对于无手术切除机会的患者尤其重要,与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有望成为HCC治疗的新选择。不能手术的小肝癌或早期肝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已经成为根治性手段之一。此外,放射治疗通过释放肿瘤抗原可以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二者具有协同增效作用,在不可手术的晚期HCC,放射治疗与靶向、免疫治疗联合在许多临床试验中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效果,并且是安全可控的。本文主要对放射治疗联合药物治疗HCC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当前原发性肝癌特别是进展期肝癌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的联合治疗参考及临床研究探索方向。

颅内孤立性纤维肿瘤临床上较为罕见。本文报道1例颅内孤立性纤维肿瘤/血管外皮细胞瘤术后复发伴肝、肺、骨等多处转移患者经验性化疗及靶向药物多线治疗结果,同时对其病理学、影像学特征、术后复发和转移的相关治疗进展进行文献复习。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北京 100021编者按 以外科治疗为主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可改善肝癌患者生存预后。本例患者初诊为可切除多发肝细胞癌。为降低术后复发率、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治疗团队对患者先进行个体化新辅助介入治疗,肿瘤有治疗反应。术前通过充分的肝功能评估和功能性残肝体积评估进而制订了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的手术策略,术中通过充分的肝脏游离、精准的肝蒂解剖、细致的主干静脉显露明确断肝平面,顺利完成手术。充分的术前评估、详尽的术前规划以及严格按照术前规划实施手术,确保了手术的安全性、精准性和术后快速康复。